第三十一章 家寧成了老师，家兴成功考上大学

  陈阿圆蹲下来，手里拿著一颗金枣，塞进家兴嘴里。金枣金黄金黄的，在阳光下透亮，像一颗缩小的太阳。她把那颗太阳塞进他嘴里。“这颗是甜的。你尝尝。”家兴嚼了嚼，先酸后甜，酸味在舌尖上炸开，像一颗小小的炸弹，炸得他皱了一下眉头。然后甜味上来了，从舌根慢慢地向前蔓延，像潮水漫过沙滩，一波一波的，柔柔的，软软的。吃到最里面那一点点苦，很淡很淡，淡得像一个梦，醒了就忘了。他咽下去了。

  “甜的。”他说。

  陈阿圆站起来，看著他。他的嘴角沾著金枣的汁液，亮晶晶的，像涂了一层蜂蜜。她伸出手，用拇指把他的嘴角擦乾净了。家兴没有躲。他的手握住了她的手。他的手很大了，手指很长，骨节突出，指甲剪得很短。他把她的手握在手心里，像握著一只小鸟，轻轻的，怕捏碎了。

  “阿母，你的手好小。”

  “你的手好大。”

  “我长大了。”

  “你长大了。”

  她把手从他手心里抽出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他的肩膀宽了，跟家安一样宽。他不再是那个蹲在龙眼树下看蚂蚁的孩子，不是那个趴在灶台上写信的孩子，不是那个蹲在石榴树旁边用手拔草、用竹籤刻槓、用破陶罐浇水的孩子。他是一个大人了。他穿著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，站在石榴树下，阳光照著他，风吹著他，石榴花落在他头上、肩上。他站在那里，像一棵树。

  家寧师范毕业了。分配到了泉州一中，教语文，就是她当年考上高中的那所学校。她每天早上骑著自行车从承天巷出发，沿著中山路骑到学校，骑四十分钟。自行车是家安买给她的，凤凰牌的，女式车，大红色的，车把上繫著一把锁，钥匙上拴著一个塑料娃娃——是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，金色的头髮，蓝色的眼睛，笑得露出两颗门牙。她穿著一件白色的衬衫，扎著马尾辫，辫梢繫著一朵红色的塑料花，是她从永春带来的那朵，洗了几十遍了，顏色从鲜红变成了粉红，从粉红变成了淡红，从淡红变成了几乎看不出的白色。但它还在那里，在她的辫梢上，像一朵快要凋谢的花。

  她骑著车，穿过中山路。早上的中山路很热闹，路边的早餐摊冒著热气，油条在油锅里翻滚，豆浆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著泡，有人蹲在路边吃麵线糊，有人端著豆浆站在公交站牌下等车，有人骑著自行车跟她並排走，车篮里装著菜、装著书包、装著公文包。她骑得不快不慢，不急不躁，像她走承天巷的青石板一样稳。她的车技是家安教的，在承天巷里练的。她刚开始学的时候摔了好几次，膝盖磕破了皮，血渗出来，把裤腿染红了。她没有哭，站起来，拍拍膝盖上的灰，继续骑。家安在后面扶著车座，跑得气喘吁吁。他鬆手了，她还不知道，骑了好远才发现。她回头看他，他站在巷口，笑著朝她挥手。

  她把车停在校门口，锁好，把钥匙上的塑料娃娃塞进书包里。她走进校门，走过操场，走过教学楼，走过那棵大榕树。榕树还在那里，树冠还是那么大，枝叶还是那么密，树须还是那么长。雨水从树叶上滴下来，一滴一滴的，落在她的头髮上、肩上。她抬起头，看著那棵榕树。她想起了七年前的那个雨天，她第一次走进这所学校，撑著那把油纸伞，背著那个蓝布包袱。她站在操场上，转了三百六十度，把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看了一遍。那时候她是一个穿著布鞋的乡下姑娘，不知道这座城市会不会接纳她，不知道这所学校会不会接纳她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这里待下去、能不能学好、能不能考上大学、能不能走出自己的路。

  她走上楼梯，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迴荡，噔噔噔的，跟七年前一模一样。她走到三楼，推开高一三班的门，走进去。教室里坐著四十八个学生。他们穿著白底蓝条的校服，跟家寧当年穿的一模一样——领口的螺纹是蓝色的，袖口的螺纹也是蓝色的，左胸口绣著“泉州一中”四个字，字是红色的，用线绣的，密密麻麻的针脚像一群蚂蚁排成了一条路。

  他们有的在看书，有的在聊天，有的趴在桌上睡觉。他们抬起头，看著讲台上这个年轻的女老师。她的头髮扎成马尾辫，辫梢繫著一朵快要褪色的塑料花。她的脸是圆的，眼睛是大的，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她穿著一件白色的衬衫，衬衫的领口绣著一朵小花，是粉红色的，五个花瓣。

  “我叫陈家寧。你们可以叫我陈老师。”她转过身，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字写得很大，一笔一划，工工整整，“陈”字的耳朵旁写得圆润饱满，“家”字的宝盖头像一把撑开的伞，“寧”字的丁字鉤写得刚劲有力。粉笔在黑板上发出沙沙的声音，像有人在用小刷子轻轻地扫著纸面。

  她转过身，看著坐在下面的那些学生。四十八个孩子，四十八张脸。有的圆，有的方，有的长，有的短。有的眼睛大，有的眼睛小。有的皮肤白，有的皮肤黑。有的坐得笔直，有的趴在桌上。有的在看她，有的在看窗外，有的在偷偷吃零食，有在偷偷传纸条。他们都不一样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——他们都是十五六岁，都是高一，都是第一次走进这所学校。跟家寧当年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