玄武湖畔

  他离开前还嘱咐她一定要经常给自己写信。

  最初，一两个月就能收到一封，信纸上是她工整的英文，絮絮地说着日常，问他一切是否安好。后来几年，欧洲和远东先后都陷入了战火，邮路变得漫长而不可靠，一封信五六个月才能抵达对方手里，字里行间的事也早成了旧闻。

  他收到的最后一封信，日期停留在1937年11月30日，信上的字迹从没那么潦草过。

  她说，南京已被日本人围困，每天都有敌机轰炸，城里的达官贵人们都走光了，整个中国政府都要搬到内陆去，“可母亲病重了，我们走不了。”

  她说她很害怕。圣诞节快到了，她很想念和他一起度过的那几个，那时有圣诞树，有他煮的热红酒，还有他们一起做的巧克力蛋糕，可现在物资封锁，连一块方糖都成了奢侈品。

  那是他收到的最后一封信。之后，再也没有消息。

  报纸上登出了南京被日军攻陷的消息。起初他还抱着希望，想着只是战乱导致通信中断，但几个月过去，仍然杳无音信。

  一种不好的预感让他坐立不安，他四处打听她的下落，推测着她可能的境遇，甚至他还去问了日本大使馆的人。从那些外交官的语焉不详和躲闪目光里，他隐约猜到了，日本一定没有他们向国际宣称的那样，对这座古老城市的人们给予人道对待。

  事实正相反。

  他是几个月后从中国使馆人员那里得知的。

  西门子驻华代表拉先生已经返回德国，正四处公开演讲、举办展览揭露日军暴行。他去汉堡找到了他，那位老纳粹党员领导建立了南京国际安全区，在大屠杀期间庇护了25万中国难民。

  他希望，她也会幸运地是其中之一。

  他和那位疲惫不堪的老人描述她的长相、名字、身份和年龄…他复述着每一个能想起的细节，仿佛说得越具体，她就越有可能出现在名单上。

  “将军，像她这样的女孩，当时的南京，实在太多了，活的，或者死去的。那段记忆，我每次试图回想，都会噩梦连连。”

  他不甘心，翻阅了拉贝带回来的所有记录，短短数十天的暴行，资料竟塞满了两个大木箱。他花了整整五天，不眠不休地一页页翻看那些报告、名单和照片，渴望触碰到任何一个熟悉的名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