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8章 诚意。

  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一声轻轻的嘆息：“高书记，您这是要在我们公安系统里搞『试验田』啊。”

  “不是试验田。”高育良说，“是探路石。探成了，全省推广；探不成，责任我担。”

  二月二十，新华路派出所正式掛牌成立“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室”。办公室只有十五平方米，两张桌子、几把椅子、一盆绿萝。墙上掛著一块匾，写著四个字：“听你说完”。

  首批招募的调解员共七人：一位退休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，一位六十五岁的退休中学语文教师，一位曾当过二十年村支书的农民（现隨子女进城生活），一位执业十年的律师，一位社区里公认的“热心肠老大姐”，还有两位——是从省城一所高校心理学系招募的研究生志愿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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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掛牌当天没有仪式。高育良只是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对派出所所长说：“三个月后，我来听你们的案例。”

  就在汉东內部“破冰”工作艰难推进的同时，那条环太平洋基金的技术线，却陷入了更深的水域。

  暂停调试的三天里，老杨带著团队，把那堆沟通记录从头到尾过了三遍。

  他们发现，德方在“自適应模块”问题上的隱瞒，並非孤立事件。

  早在项目启动阶段，对方提交的技术方案中，就有多处使用了“可优化”“可定製”“可根据客户需求调整”等模糊表述。

  只是当时中方团队急於推进项目，没有逐条深究。

  “这是套路。”老杨在內部復盘会上说，“不是针对我们，是他们应对所有新兴市场的通用策略——先用模糊承诺拿下合同，落地后再用『技术保护』『商业机密』当挡箭牌，能挤一点是一点。”

  “现在怎么办？”有人问。

  老杨沉默了很久。

  第四天，双方重回谈判桌。这次，老杨没有带技术专家，只带了一名法务和一名翻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