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9章 流民成灾

  刘路口中的“找活路”，即是自耕农破產后，主动放弃田地资產，外逃成为流民以求活的行为。

  流民並非东汉才有的新问题，但它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，並最终成为动摇帝国根基的核心因素之一。

  这个问题的根源，深植於东汉政权建立之初的一个结构性矛盾，那就是一个由豪强建立的政权，却无法解决豪强发展带来的问题。

  在经济上，豪强庄园经济具有强大的排他性扩张。

  即豪强地主凭藉政治特权大肆兼併自耕农土地，其规模庞大、功能齐全的庄园经济吸纳大量人口成为“徒附”或“隱户”，形成坚固自给的经济堡垒，既严重侵蚀了国家的税基和兵源，也使失去土地的农民要么沦为佃农，要么被迫背井离乡成为流民。

  在政治上，担任朝廷官员的豪强大族们也在放任著流民规模扩大。

  地方政府为考绩隱瞒灾情、虚报户口，即便中央有识之士指出问题，建议也往往石沉大海。

  面对日益庞大的流民群体，即便东汉朝廷屡颁詔令，用赐爵的办法鼓励流民向郡县著籍，但这不过是画饼充飢，对流民毫无作用。

  甚至在后期，流民数量越来越多，桓帝永兴元年(153)竟达数十万户。

  到了光和元年(178)，灵帝开西邸公开卖官，二千石官两千万，四百石官四百万，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，富者先入钱，贫者到官后加倍缴纳。灵帝又私卖公卿等官，公千万，卿五百万，州郡地方也多是豺狼当道。

  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官员们买官花掉的钱財，那是会数倍从百姓身上捞回来的。这增加了农民的赋税负担，促使更多的农民逃亡异乡。

  流亡的农民到处暴动。

  甚至在农民中流传著一首豪迈的歌谣:“小民发如韭，剪復生；头如鸡，割復鸣。吏不必可畏，民不必可轻！”

  李胜默默地消化著刘路带来的消息，心中充满悲悯。

  他以前就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，有人以“再差的秩序也好过没有秩序”为由抨击各种农民暴动起义，其中就包括黄巾起义。